《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概括为十个明确(27)，它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其中行政复议申请一章由行政复议范围、行政复议参加人、申请的提出和行政复议管辖共4节构成。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复议制度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需要加强和改进行政复议工作，解决制约行政复议发挥监督、救济作用的突出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新要求、新期待。
（5）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肯定说则认为其体现了对事物本身规律性的尊重，更贴近我国行政实践，应当予以肯定并发扬光大。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于是后来添加的，短短数月之内，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也属于正常现象。在立法目的中增加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容，这使我一直以来所主张的让行政复议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保障这一观点获得了实定法基础，也为在行政过程中追求合法规范运营机制提供了重要的观念论指引。
肯定说的论据在于，侵犯依法取得的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等问题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政策性，与法院相比，行政主体在相关技术和政策的把握以及作出相关处理决定方面更具有优越性。行政复议审理一章由一般规定、行政复议证据、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行政复议附带审查共5节构成。因此，需要从平等原则等宪法视角给予进一步关注。
由此所产生的协议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种是替代行政决定的协议，第二种是出于市场化、社会化等因素，为实现行政任务所缔结的协议。对于医保服务协议，只是在个别案例中，有法院明确指出，该类合同是出于国家政策对医保定点管理的行政合同，具有行政管理的属性。[28]补贴项目繁杂，如针对种粮农户的直接补贴、光伏补贴、扶贫补贴、三农补贴、草原补贴等，其补贴目的也是法院的审查重点。裁判过程生动展现了行政相对人的给付诉求以及法院对法规范中给付义务的理解和判断，因此，本文拟选择司法裁判中的相关案例作为例证。
如，医疗保障领域近年来所强调的基本制度框架，其中基本医疗保险便强调满足基本医疗需求，即覆盖城乡全体就业和非就业人口，公平普惠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医疗需求[58]。[64]与给付行政相关联的给付义务主要是第2项，即基于特定利益需求满足的给付。
1.哪些给付义务可以交由私主体履行？发展到当下，在给付义务所对应的相应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领域，大量的社会化抑或市场化现象已表明，绝大多数给付义务可以交由私主体，即使是救助类给付也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这一问题本质上即上文所探讨的给付义务底线。[38]参见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2013）湛行初102号行政裁定书。[64]参见[德]格奥格·耶林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页。当然，何为基本需要作出法律上的判断，如上文所述常与生存权相关。
[30]此外，法院也多会审查相应行政机关是否具有发放补贴的法定职责。同时，这也是社会行政法分论研究的一种尝试，即通过对行政法各论之考察，探讨个别行政领域的事务性质、实务运作及规范模式，提炼出中度的抽象水准之法律原理。由此，也会具有内在的拘束性，如发布相关减贫白皮书也是这种承诺的具体表现。例如进行慈善的责任，即使没有特定的个体来从慈善中得益，慈善成为一个责任依然是合理的。
[5]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与国家的给付义务——从基本权利分析框架的革新开始》，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第26页。[7]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585页。
基于特定目的的财政类给付则带有政策扶助或治理目标的色彩。这种责任与国家担保责任相关。
从判决所涉及的实质给付内容来看，基于法定职责的行政给付义务可细分为如下类型：1.兜底型救助类给付义务兜底型救助类行政给付义务包括国家对遭受自然灾害、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其他低收入公民给予物质帮助或精神救助以维持其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的各种给付措施，是兜住公民个体生存需要之底并保障其有尊严生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罗尔斯对正义原则进行了较为明确的概括与分类，他认为正义包括两项原则：其一为平等的自由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四、类型化行政给付义务的外在法律拘束多类型的行政给付义务决定了相应的法律拘束原理。[51]从民间慈善活动到国家设立孤老院、慈幼局、婴儿局、福田院等福利机构[52]，即便我们不承认直接的给付请求权，也会存在基于道义的行政给付义务。[73]综上所述，行政给付义务的类型所导致的调整原理会呈现出相应差异。[29]参见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13行终15号行政判决书。
如，《社会保险法》第1条所提及的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以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1条所提及的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抑或德国法上将承担公共职能的私主体纳入行政主体概念中来调整其职责，我国并不存在这种适用基础。
例如，公民在请求医疗保险待遇时，至少存在政府、医院、定点医药机构、单位、个人5类主体。[47][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孙少伟译，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基于法定职责的给付义务因具体性质和所涉权利的差别，会产生公法、私法的不同调整密度。而在法院裁判过程中，相比于美国法上的政府行为理论，即认为私人履行公益相关行为时，适用公法上的正当程序原理。
[40]有时，依协议类的给付义务也会转化为法定职责类的给付义务，如上蔡县五曜种植有限公司诉上蔡县人民政府案中，法院虽然认定香菇产业扶贫协议属于行政协议，但本案诉讼却是要求上蔡县人民政府依法履行奖补义务的纠纷。整体来看，无论是何种层面的行政给付义务最终均服务于实体权益实现目标。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早年亦有学者认为，具有第三人效力的行政补贴也可以以政策为依据。从检索案例的情况来看，案件数量庞大，总计14257例[10]，主要源于以上述项目为标题的案例。
[11]为了揭示行政给付义务的全貌，本文仍保留了发挥补充作用的道义类行政给付义务。2.附对价的预防型社会保险待遇给付义务预防型社会保险待遇给付义务是社会保险待遇实现的最后一步，意味着对符合条件的被保险人，需及时、足额地支付社会保险金。
[31]4.弥合特别牺牲的补偿型给付义务个人利益遭遇特别牺牲时，国家会通过政策性补偿或抚恤金给付等方式加以补偿。如住房保障的义务，相关的基本生活虽然并未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但基于《宪法》第14条第4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要求，既然我国在法律制度上采取了绝对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义务，那么，基本生活的保障标准便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家对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保障义务在宪法层面上也受到严格拘束。
[75]鉴于给付这一概念发端于民事领域，借用法律关系理论亦可更好地勾连给付义务中的公法、私法以及法定、约定义务。[15]其中，如何判断最低生活水平基准是确定何者可被给付的基础，有学者认为这是国家给付义务基准的下限维度。
因此，对于困难群众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增减或停发，均应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法定情形作出相应的决定。法律关系理论和行政行为理论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已经在一些新兴行政领域得以展现。采用协议的动因至少包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因国家政策变动需给予补偿、引入市场化或竞争等。（二）水平关系：基于协议约定的行政给付义务随着契约制度的实施，社会福利法制领域的各种法律开始向基于个人自由意思决定的契约制度转变。
法定义务抑或约定义务也与形式选择自由学说相关，行政法学理论上常借此来描述行政给付中的公、私法形式选择自由，选择私法形式即转入以协议为基础的给付义务，会引发脱离公法规制等问题，尤其会对依法行政原理带来新挑战，需要采取一定的有效应对措施，确保政府对行政契约权的行使受依法行政理念支配。具体来看，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作为一种涉及公民生存权的受益行政，救助类给付应限缩行政机关裁量权，进而公法拘束程度最强，其中设定何种资格标准和依据是基础，实践中往往存在绵密的规范依据。
[55]这种底线并非解决所有的分配问题，而是确定一种相对充裕的最低限。基于这些类型，给付义务的内在法律拘束依循是否需要给付、以何种形式给付、谁有权请求给付和谁来给付展开。
[41]后一种类型以保障性住房协议、PPP等协议为典型，此类协议具有更为浓厚的公私协力特点。[24]以孙立兴诉天津市技术产业园区劳动人事局不认定工伤案为典型案例，很多法院裁判更是基于对立法精神的解释，对劳动者权益给予了最大程度保障，即应最大可能地保障主观上无恶意的劳动者，享有因工作或从事与工作相关的活动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后能获得医疗救治、经济补偿和职业病康复的权利，因此，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工伤认定时对相关概念应尽可能地朝着有利于劳动者的角度理解[25]。
